近日，民政部舉行新聞發布會：針對重婚、騙婚等行為，民政部門將探索建立婚姻領域個人信用制度，婚姻當事人簽署個人婚姻狀況承諾書，承諾不實將納入個人信用懲戒范圍。

騙婚不是一個法律概念，但還是有一般而言的定義，意指婚后很短時間就離婚，雙方沒有實際共同生活，拒絕退還彩禮。也就是說，騙婚者是以婚姻為誘餌，意在占有對方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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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婚行為在近年來呈高發態勢。以“騙婚”為關鍵詞查閱中國裁判文書網，共有7830篇法律文書，“返還”“彩禮”“非法占有”“撤銷贈與”是其中最常出現的關鍵詞。而在這些過往案例中，“騙婚”更多地只是原告方的訴辯主張，獲得法院認定的騙婚行為則少之又少。

根據新華社2017年整理的一份數據，在2017年6月以前所有公開的民事判決書里，當事人在訴辯中主張對方“騙婚”的有2532件，涉及騙婚的刑事判決文書有455件，僅有25個案件被法院明確認定被告有“騙婚”行為，更多案件則因證據不足無法認定。

最高院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司法解釋，除“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外，離婚后可退彩禮的包括兩種情形：“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婚前給付，給付人婚后生活困難”。男方據此可提起民事起訴。數據平臺顯示，目前全國已有上萬條因拒還彩禮而被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的信息，2022年以來就有超2000人，涉案金額不等。

不過，因彩禮而成為失信被執行人其實是很難的，首先是不接受警方調解而拒絕歸還，其次是起訴后不接受法院的審前、審中調解而拒絕歸還，再次是法院判決后拒絕履行，最后法院強制執行仍拒絕歸還。故而彩禮糾紛的案件數量是遠遠高于這些數字的。

除了有關彩禮這種“以結婚為條件的有條件贈與”的爭議外，法律與司法實踐中有關夫妻共同財產的一些表述，也讓以合法占有對方財產為目的的騙婚行為有了可乘之機。其中不乏處心積慮的幸進之徒，甚至不無聯合行動、連環作案的詐騙團伙。

在“翟欣欣—蘇享茂案”中，翟欣欣的“騙婚”行為雖是公眾普遍接受的結論，但在民事判決書中的名義只是“贈與合同糾紛”。蘇享茂家屬起訴翟欣欣，只能以“取消無效贈與”的名義，要求翟欣欣退還婚前的大額贈與，撤銷《離婚協議書》中脅迫得來的大筆財產。

綜觀“閃婚閃離分割財產”“冷暴力促成離婚分財產”這些常見的騙婚手段，它們都意在以結婚的合法形式，掩蓋騙取對方財產的真實目的。因此，騙婚行為在法律上可能更適用于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欺騙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

2011年3月1日兩高發布《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顯然，騙婚行為中的涉案金額，大部分符合“數額巨大”的標準，甚至不乏符合“數額特別巨大”標準的。

所以，成立的騙婚行為可以詐騙罪論處，非法行為不能靠著結婚證就合法化。如果僅憑一紙婚書就可以輕易擄走對方一兩代人辛苦積攢的財富，那么“彩禮”“夫妻共同財產”之名就掩蓋了詐騙犯罪之實。但正因為騙婚行為蓋著結婚證這一層合法外衣，目前的司法實踐受到了局限。因此，此次民政部提出在婚姻領域探索建立個人信用制度，重點應當放在如何有效防范打擊婚姻詐騙上來。騙婚行為造成受害者巨額財產損失，損害人際互信，甚至誘發惡性事件，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并不亞于市場主體的失信行為。

“婚姻當事人簽署個人婚姻狀況承諾書，承諾不實將納入個人信用懲戒范圍”，也應具備相應的配套措施，比如將婚姻詐騙者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執行對其的信用懲戒，可以構成除詐騙罪外的有力震懾，讓利令智昏之徒知所進退。“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恐怕只有法律武器，方能讓企圖在“至親至疏”之間操作套利的人戒慎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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