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作者：吳羚靖?（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夏明方（生態史研究中心教授）

21世紀初提出的“人新世”概念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廣泛的學術討論。“人新世”意在強調人類進入了“全新世”之后最新的地質時代，成為決定地球未來的關鍵性力量。

隨后，全球學者就行星尺度的人類文明與生態變遷的歷時性關系，展開了愈益廣泛且深入的爭論，以期更新人類對當前全球生態危機及其走向的思考與闡釋。盡管圍繞新地質時代起點的象征問題，學者們眾說紛紜，提出過新石器時代農業生產、18—19世紀煤炭成為核心能源的工業革命、1945年后核能的應用以及全球環境變遷的大加速等觀點，并且爭論不休，但都基本同意“人新世”是一種解釋當前全球生態危機的有效敘事。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開始反思“人新世”學說的局限性，并努力尋找替代性概念，以便更加準確地把握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于是，“資新世”“種植園新世”“經濟新世”“技術新世”“廢新世”等替代性稱謂層出不窮。這些新術語雖然并未推翻“人新世”學說的基本推論——人類已經成為一種影響地質的重要力量，卻有力地批評了“人新世”學說對種族、階級、性別、帝國、資本等社會關系要素的忽視。

其中，歐洲環境史學者馬可·阿米埃羅新近提出的“廢新世”概念，可謂獨辟蹊徑。他在2021年出版的新作《廢新世：全球垃圾場的故事》中，基于社會差異和環境正義的視角，從社會—生態關系之無處不在、無時或缺的廢棄化過程入手，將“人新世”具象為“廢新世”，呼吁學界從另一種視角重新理解全球生態危機，進而形成新的歷史記憶與社會公共實踐。在其看來，“廢新世”的核心不僅是遍布的實體廢棄物，而且是整個行星尺度的廢棄關系。廢棄關系創造了被廢棄的人與地方，尤其人為地造成有價值/無價值、清潔/污染、廢棄/共容、施害/受害的二元區隔。由此看來，造成全球生態危機的并不是二氧化碳排放，而是產生二氧化碳的社會—生態關系，而此類關系始終鑲嵌在階級、種族、性別、帝國等不同社會語境之中。由此出發，路易斯安那州癌癥巷的化學工人、西弗吉尼亞州的煤礦工人、紐約和那不勒斯等地工人階級的母親及其孩子、美國南部黑人工人階級社區以及位于“全球南方”的大量人口，都是因全球資本而犧牲的“被廢棄之人”。他們因貧困、骯臟、疾病被驅逐出貴族林蔭道和中產階級街區，用自己的身體消化了全球電子和化工產業所留下的廢棄物。這些被廢棄之人所生活的地方，也成了被全球資本主義馴化的“廢墟”。

顯然，“廢新世”概念直接抨擊了“人新世”去政治化的環境想象。它指出“人新世”學說的矛盾之處：一邊是人類活動造成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并亟須出臺相應的治理措施，一邊是無差別的、具有泛化危險的“人”似乎在暗示所有人類要為當前全球生態危機承擔相同的責任。為了批判并克服“人新世”學說中模糊不清的“人”的內涵，阿米埃羅通過意大利大壩之災、美國南部癌癥巷、加納垃圾場、巴西采礦業等案例，清晰地呈現了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社會—生態關系，并記錄了存活于“廢新世”之中的鮮活個體的生命史。“全球北方”的人類活動既給地質環境帶來了數之不盡的碳沉積物、放射性核元素和微塑料等廢棄物質，打造了一個“巨型全球垃圾場”，同時也在緊密互聯的人類之網中撕開了裂口，進一步強化了不同時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最終引發了世界各地民眾追求環境正義的斗爭。可以說，“廢新世”概念宛如一把鋒利的思想之刃，可以穿透“人新世”學說含混不清的理論迷霧，直面被全球資本主義所遮蔽和掩蓋的殘酷現實。

與其相類似的“資新世”（或譯“資本世”）一樣，“廢新世”將當前全球生態危機歸因于資本主義的根本性缺陷，將“廢新世”的普遍景觀視為資本主義的惡果、經濟管理效率低下的“環境”產物。“資新世”的倡導者是美國學者杰森·摩爾。他將全球生態危機追溯至1492年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誕生，并提出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組織自然的全新方式，資本主義的“世界—生態”將人與自然皆變為廉價的資源。在此基礎上，阿米埃羅的“廢新世”概念則巧妙地聚焦于資本主義帶來的污染及其對多物種生命的侵犯，揭示了資本主義在價值規律下貶低人類與非人類生命價值的荒謬邏輯，闡明了生態極限正是資本主義存在局限性的核心論據。此類觀點的提出是對近來復興的意大利政治生態學辯論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參與。政治生態學自20世紀后半葉興起并發展，側重關注環境危機中的代際公平問題和社會變革性力量。“廢新世”概念從廢物轉移、資源開采、災害發生、生態退化等具體問題入手，展現了全球、國家、地方三個不同空間維度上的社會—生態關系。1963年意大利瓦伊昂大壩之災和1976年意大利塞維索小鎮跨國化工廠爆炸案，更是直接說明了廢棄化的邏輯和手段——先將災難視為偶然的結果，壓制災難背后的資本主義誘因，以“共同利益”為名犧牲某些生命與地方，將關于災難的歷史記憶抹去，最終摒棄任何類型的知識和經驗。

共同化是“廢新世”理論的另一核心，也是其區別于其他“新世”概念最關鍵的特征。如果說此前諸多“新世”概念乃至整個環境人文學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空白，那么阿米埃羅所堅稱的“共同化”無疑提供了一種更加務實的、可操作的集體實踐策略。既然不公正的社會—生態關系造就了全球垃圾場和大量被廢棄者，那么只有通過社會群體的自我組織和團結互助等方式才能打破這種廢棄化邏輯。不過，值得反思的是，如果共同化的基礎是價值與無價值、清潔與污染、廢棄與共容、施害與受害的二元對立，那么是否還有可能超越“被廢棄者”同盟，在更大范圍內尋求團結互助力量？或許，趨向多元的對話和協商才能更好地加強危機時刻合作的可持續性，才能更有效地應對當前全球生態危機。

毫無疑問，目前“廢新世”理論中的“我們”仍然以人類中心為視角，然而，在這種大背景之下，其他非人類生物也難逃厄運。事實上，廢棄化和他者化的邏輯，既影響著那些暴露在有毒廢棄物危害下的勞工，也作用于受毒性擴散影響的非人類物種。在一定意義上，動物與垃圾之間的相關性比人與動物之間更大。以牛為例，無論是加納電子垃圾場上的牛，還是印度城市垃圾堆里吃塑料的“塑料牛”，它們都深受“廢新世”人類制造的化學垃圾影響。尤其是作為支撐印度成為世界最大牛肉出口市場根基的印度牛，有的因長期吃人類殘余垃圾和無法消化的塑料而死亡，有的甚至通過國際肉類交易市場將人類制造的垃圾重新還給人類。如此具有諷刺意義的物質循環，無疑是“廢新世”的真實寫照。

總之，從“人新世”到“廢新世”的理論轉換，反映了全球環境人文學界反思當前生態危機的多元路徑。聚焦廢棄式社會—生態關系的“廢新世”理論，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當前全球規模的生態危機之根源以及相應的可能自救路徑。此類學說對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也頗有啟示。我國自2017年宣布拒絕“洋垃圾”入境，打斷了全球垃圾流動的鏈條，也及時叫停了全球資本主義給我國帶來的環境負擔。近年來，全球極端氣候加劇、生物多樣性減少、自然資源消耗迅速，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合作開放、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日益成為時代之需、國際共識。由此，構建全球環境正義必然成為未來全球環境治理無法回避的關鍵議題。

《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19日?14版）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