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概念經常被等同于善的概念，于是受到社會普遍的認可。

——魯思 · 本尼迪克特（1887 —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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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體制的建立和發展——而不是哲學、自然科學和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根據自身的本質，率先為人類的身心健康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加明確的定義和標準。人類學家、喬治 · 華盛頓大學教授羅伊 · 理查德 · 格林克在《誰都不正常：文化、偏見與精神疾病的污名》中如是說。最為明顯的現象是，早期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社會結構的巨變使得此前能夠獲得家庭和社會環境照顧而 " 隱形 " 的精神疾病患者成為 " 顯性 " 的監獄的罪犯或收容院的居民。這期間，各種語言中也需要發展出相應的術語。如在法語中，" 精神錯亂 "（folie）這個字以前還有另一層意思，指一個人缺乏遵守社會和經濟生活規范的能力。十八世紀后期，歐洲監獄改革者和醫生首先發現了法律和行政體制在定義上的錯誤。他們提出，必須明確區分監禁刑事罪犯監獄和精神疾病患者的收容院。

所謂 " 正常 " 或 " 不正常 " 的定義與標準，在醫學、社會及文化語境中各有區別和發展。人們在使用這一判斷標準時，實際上已暗中啟動了污名化。污名是一種社會機制——社會使得它的一些成員感到恥辱，并將他們邊緣化，進而剝奪了他們參與社會生活和工作的權利，因為他們的言行與社會所制定的理想背道而馳。這種懲罰機制不僅會傷害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們，也會傷害無論出于什么原因而被這個社會定義為特立獨行的人們。格林克指出，對于不能成為資本主義體制認可的健康勞動者，并為它的 " 發展 " 做出貢獻的人們，污名機制便會使他們成為一個社會中背離社會道德的成員，成為眾矢之的。

在社會公正與人道主義的語境下，學生問格林克，" 難道沒有人是正常的嗎 ?" 他回答說：" 沒有。誰都不正常。" 在書中，格林克從資本主義體制、戰爭和精神疾病的醫療化考察了精神疾病概念發明的歷史，污名機制給患者和他們的家庭帶來的痛苦和不公，戰爭和災難給人帶來的心理創傷及精神科在診治方面的發展，描述了神經多樣性給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帶來的活力和創造性。

戰爭會讓人們更關注精神疾病。格林克分析了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及兩次海灣戰爭對于美軍官兵精神健康的影響。戰爭使得精神障礙被看作對于環境壓力的反應，因而得到了社會更為普遍的接受，相應的污名現象明顯減少。同時，因戰爭導致的后方空缺的工作崗位也會由戰前因精神疾病而失業的人們填補，而使他們成為資本主義體制中合格的勞動者。戰后，這些暫時進入了就業領域的精神病患者又必須讓位給離開軍隊的健康人員，同時，戰爭帶來的精神疾病患者也因此失去了就業的機會，并同時成為接受醫療護理和領取社會福利的人群，這些因素又成為污名機制的支柱。

二戰后，美國曾經歷一個 " 順從的時代 "（Age of Conformity），人們都熱衷于遵守社會生活中既定的傳統，積極地讓自己和其他人一樣地 " 正常 "，甚至不惜為此放棄自己的個性。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受到戰爭創傷的士兵只有讓自己的言行符合社區的理想標準，才能被看作 " 正常人 "。于是，" 正常 " 便成了一件強大的意識形態工具，而成為污名機制的萬能殺手，輕而易舉地傷害那些 " 適應能力 " 不足，不能 " 融入 " 社會的人。與此同時，正常的標準當然不可能、也從未得到科學的定義。也就是說，污名的受害者永遠都處于一場不公平的競賽之中，永遠都會是失敗的一方。1953 年，作者的祖父老羅伊 · 理查德 · 格林克（作者與祖父同名）認為，這種熱衷于 " 正常 " 的心理基礎在于其時美國人無法接受變化和多樣性的共性。

實際上，科學操作能有助于減少污名現象。格林克舉日本的術語變更為例。1993 年，日本全國精神病家庭聯合會要求日本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協會為 " 精神分裂癥 " 尋找一個新的術語。2002 年，精神病學家們通過各種科學活動，最終將舊的術語改為 " 統合失調癥 "，含有身體 " 整合障礙 " 的意思。這樣的語言策略也大大地減少了污名的傷害。

一些傳統社會也有自己的處理方式，在人道主義方面能給今人帶來很大啟發。格林克記錄了如下事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均納西族人塔姆左生活在納米比亞沙漠中，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他既相信村中薩滿，接受幫助，同時也會每月徒步到十二公里外的西醫醫院領取藥物。全體村民們都了解他的狀況，但村子里完全不存在任何污名機制。九歲的格實住在另一個村子里，患有孤獨癥，但村中家長們都會教育自己健康的孩子們，不能欺負格實，甚至被他打的時候也不可以還手。當被問及在他們身后誰會照顧格實的時候，全體村民全都摸不著頭腦，最后，格實的父親指著他的鄰居們回答：" 我們總不會全都同時一起死掉吧！" 在韓國，因為恐懼社會的污名效應，母親們寧愿承認自己是不稱職的壞母親，也不愿承認孩子的精神疾病。

" 精神疾病只是一個人的一部分，而不是他 / 她的全部，不是判斷的唯一標準。將一個人大腦的健康程度作為判斷他 / 她整體個性的標準，就像僅僅通過一個人的基因、種族、宗教、性別或性取向來判斷他 / 她一樣過于簡單化和非人性化，降低了人的價值。" 格林克說，今天，在各方推動下，世界各地的社會確實承擔起了更多的責任，而 " 正常 " 也變成了一個古老而又過時的概念。二十世紀末至今，無論是以色列國防軍的 " 平等軍裝 " 計劃，還是美國、德國的高科技公司招募神經多樣性人士，新的態度和策略不僅使得這些在資本主義初期被排斥、被邊緣化的 " 不正常 " 人士成為社會和經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更重要的是，人們在認可他們的與眾不同的同時，認識到他們的能力和創造性對于發展社會多樣性的深刻意義。與此同時，他還強調殘疾人活動家蘇諾拉 · 泰勒追問的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有權 " 不工作 "。她的意思不是指什么都不做、徹底 " 躺平 " 的權利，而是指無論是作為藝術家、律師、志愿者還是全職父母，以及許多其他可能的職業身份，人們應該擁有不介入某種雇傭勞動形式的權利。顯然，這種權利將會顛覆資本主義體制的根基。

編輯：劉迪

責任編輯：楊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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