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如今,上海垃圾分類已推行4年,成效如何?
要回答這個問題,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瑪麗·哈德是最合適的人選之一。2011年,瑪麗·哈德舉家來到上海,在復旦大學任教,并帶領成立可持續行為研究課題組。至今,她已對上海的垃圾分類進行了10年的跟蹤研究。
在瑪麗·哈德看來,垃圾分類的上海模式已經形成。而在上海深耕可持續發展研究,也令她與這座城市的精神產生了共鳴。
(相關資料圖)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英國布萊頓大學教授;2016年獲“白玉蘭紀念獎”,2021年獲“白玉蘭榮譽獎”。
「“垃圾革命”歷史很長」
上觀新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已實施4年,在您看來,成效如何?
瑪麗·哈德:兩年前,我就曾給出結論:根據測算和研究,上海垃圾分類的效果是成功的。很多人并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我認為這堪稱卓越。對于上海這座有著兩千多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而言,這份成功更加難能可貴。實際上,我還想明確一點: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很小的城鎮,在垃圾分類方面,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達到這種程度。
垃圾分類在全世界都很難。在倫敦城中心,一處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區域內,垃圾分類率做到30%已經被認為非常好了。而在舊金山城中心,在很小的一片住宅內,做到50%的分類率就會讓人感到十分驕傲。
如今的上海,每天有9000噸—10000噸廚余垃圾會運到新的目的地,這意味著七成以上的廚余垃圾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堆積成山,而是通過某種方式重新循環,這是不是非常了不起?
上觀新聞: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瑪麗·哈德:我給你講講政策頒布背后的故事,你應該就能了解上海為什么會成功。
早在1995年,上海就開始做一些小的社區試點了,當時人們并不知道具體要做什么,只是試試看。大約在2000年,一些比較正式的垃圾分類實踐開始了,上海作為中國的8個試點城市之一,開始推廣垃圾分類。垃圾分類被當成一個重大課題,人們也開始熟悉垃圾分類的理念,并認識到垃圾山的危害,它不能夠再在城市里出現。在這個時期,人們做了很多工作,直到越來越多的上海居民開始了解垃圾分類,但當時社區還沒有大規模參與其中。
2011年左右,上海開啟了一個更嚴肅的階段,在幾個重點方向有序推進,并在1000個社區推行試點工作,這些試點社區被告知可以進行各種嘗試,但必須真正行動起來。社區配備了相應的垃圾清運車,明晰運輸流程,默默地做了很多工作。
接下來,就是等待居民做好準備。大家真的要進行垃圾分類了嗎?如果沒有,你猜會發生什么?要重新開始。等到2014年左右,基本條件已經成熟了,直到2019年,一切準備就緒,一個超大型城市的垃圾分類計劃就此明確,從當年7月1日開始,新制度開始啟用,你必須開始行動。政策的背后,一聲令下之前,你可能不知道這個過程有多長,也可能不知道不同的人付出了多少努力。
如果說成功的關鍵,我覺得是人,上海全體居民的參與度非常高,參與的質量也非常高。如果居民不配合,沒有有效分類,后續的堆肥設施也形同虛設。這樣的分類將是無效的,還勞民傷財。
上海在垃圾分類實驗中,有兩點讓我印象深刻,一個是它的社交屬性,人們愿意在丟垃圾的時候就此話題交談;另一個是志愿者的重要性,志愿者向人們展示該做什么,用積極的、愉快的態度,而不是消極的、頤指氣使的。志愿者往往能發揮奇效,影響一個社區垃圾分類的最終效果。
此外,2019年出臺的新法規尤為清晰地劃分了責任和主體,一些章節規定了社區的責任,以及居委會的責任,一些章節規定了居民的責任,還有一些劃定了不同設施和垃圾轉運方的責任。一旦這些責任劃分明晰,機制就開始生效。
上觀新聞:您認為上海有什么優勢或者條件,使其成為中國第一個有效推行垃圾分類的城市?
瑪麗·哈德:我一直在說,垃圾分類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居民需要把垃圾放進廚房的垃圾桶里,再帶下樓,接著放進垃圾箱,再由垃圾車收運,根據不同種類的垃圾,回收車會去不同的地方分流。整個鏈條上有不同的工廠和不同的設施,一座城市的政府部門必須安排所有這些事情,這非常復雜。
對此,上海一直在進行實驗,也在不斷學習,在實驗中發現錯誤,再不斷改進,并試圖去發現一些成功的可能。他們在使用科學的方法。此外,他們還在詢問更多的專家怎么看、該怎么做。這是上海的特質。不僅僅在垃圾分類方面,你還能在城市規劃或交通管理中看到類似的做法。這樣的城市,當然會是榜樣。
「小事情關系大文明」
上觀新聞:垃圾分類為什么會如此重要?為何對市民、城市甚至國家都有如此大的影響呢?
瑪麗·哈德:每個人都能理解一座城市是如何形成的:通常從一個小村莊開始,逐漸興旺,成了一個城鎮,又發展為一個城市,可能再壯大為超大城市。但人們可能會忘記,當它還是一個村莊時,你可以把垃圾扔進河里,它會流向下游,你還能繼續在上游取水。但當村莊變成了城鎮,這種垃圾處理的方式就不可行了。你在上游取的水來自另一座城鎮的下游。如果你在居住區的附近扔垃圾,那么垃圾聚集地會越變越大。
隨著城市的發展,垃圾也在不斷增加。在許多國家都能看到垃圾山,這些垃圾并不穩定,而且產生很多的危害,會影響整個生態環境。我們經常能看到一些垃圾山的例子,比如哥倫比亞波哥大旁的垃圾山開始傾塌,入侵居民社區;紐約也曾垃圾堆積成山,所以我們不能坐視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垃圾擴張問題。
我之前生活在英國,英國屬于島國,而上海也是在海邊。從源頭上分類投放垃圾,從而最大限度地變廢為寶和回收再利用,是解決垃圾“圍城”,促進資源循環利用的最佳出路。因為垃圾掩埋會污染地下水,而廚余垃圾則會產生瓦斯,瓦斯是溫室效應氣體,會導致全球氣候變暖。而這一切還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隨著城市的發展,狀況只會越來越差。
上觀新聞: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物質消費水平大幅提高,垃圾產生量迅速增長,是否也會成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制約因素?
瑪麗·哈德:我們都知道一句話:世界上本沒有垃圾,只有放錯了地方的資源。這句話是對垃圾分類能夠提高資源利用率、保護生態環境的最好解答。在生活垃圾當中,有很多都是資源,可以進行再回收和利用,成為資源。
我們的廚余垃圾,經過生物技術就地處理堆肥,每噸可生產0.6噸—0.7噸有機肥料,用它來制造沼氣。你可能不需要這么多煤,也不需要這么多石油,可以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上海的廚余垃圾通過完整的垃圾科學分類處理系統回收利用后還能解決一部分城市供電需求。
上觀新聞:垃圾分類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卻事關人民生活,同時也是社會文明水平的重要體現。
瑪麗·哈德:是的,垃圾分類看似是小事情,卻關系大文明,既事關日常生活、環境改善,也事關全球的綠色低碳發展。不過,垃圾分類管理環節多,鏈條長,從投放到收運再到處置,任何一個環節沒有跟上或出現問題,都會影響整體效果,更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的努力。
「社區變成了試驗場」
上觀新聞:您是物理學專業畢業的,為什么會轉向垃圾分類的研究?
瑪麗·哈德:我最早對垃圾分類產生興趣,是在布萊頓大學的時候。我當時學的物理學是一門非常線性的學科,比如我們會有一些普遍定律,反復測量也會得到相同的答案。然而,過了一段時間,當我在布萊頓大學當老師的時候,我發現人們往往更傾向于研究更為實際的問題。他們會深入一些產業或是商業,這也讓我開始意識到,和物理學不同,有些問題不是線性的,沒有所謂的普遍定律,它們往往復雜得多。有一次我走進了垃圾填埋場,和垃圾回收者交談,我才發現垃圾命題是巨大而復雜的。
當我再次帶著疑問走入社區,走入基層,發現垃圾分類絕不是一個單純的政策性的問題。同樣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區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在這座城市有效,在另一座城市就不一定了。這和物理不一樣,不能用一樣的研究方法去理解發生了什么,因為它始終在變化。
在這個領域,你會用到工程學,因為這里有很多設備和運輸的問題;垃圾分類是人的問題,也涉及人類的心理學,我發現它是一種跨越多學科的全新研究。于是,我開始思考,我怎樣才能做這種研究。這時,我受邀成為復旦大學的教授,開始思考和研究垃圾分類這一關鍵命題,我便逐漸深入,并樂在其中。
上觀新聞:您在布萊頓大學的研究項目已經涉及垃圾分類的部分內容,來到中國對您的研究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瑪麗·哈德:我當年決定來中國,最大的動力來源于復旦大學,因為復旦大學不僅給了我很多課題支持,也給了我很大的科研自由,讓我自由地追尋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復旦大學對教師們有很高期望。在這樣的環境下,我也一直不斷思考如何能做得更好一些。
我開始深入上海的社區調研垃圾分類情況,對社區收集的生活垃圾進行調查統計。但在旁人眼中,這就是一個外國人帶領著一群年輕人在“撿垃圾”,很多居民都覺得很好奇。時間長了,我們天天去,他們才知道我們是認真的,愿意和我們分享目前的困難和看法,社區變成了一個完美的試驗場。
接著我發現,在上海,我們有很多機會與上海市政府在社區層面、街道層面甚至區級層面合作,向他們提供一些信息。我們是環境科學家,可以用我們非常謹慎的科學方法向他們提供答案。
就在我們的團隊在垃圾分類理論研究出現成果之時,上海正要推出相關政策,我們遇到了一個非常完美的時機。于是我們的團隊向上海市政府提供了報告,提交了研究得出的3個要素,就是設施設備的完善、居民對垃圾分類角色的認知和友好的志愿者人際交互值班制度,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視。此外,我們還給出建議:每年應向社會報告垃圾分類成效,讓居民明白個體對城市的垃圾分類也能作出重要貢獻。我很感謝上海市政府能夠博采眾議,認真傾聽民眾的聲音。
「挑戰是為了更加“平衡”」
上觀新聞:如今,垃圾分類的項目頗有成效,據說您還開展了其他的項目?
瑪麗·哈德:可以說,垃圾分類只是上海、中國乃至世界未來生活關于平衡(balance)的一小部分。我們的世界在這方面有很多很大的問題,比如富人和窮人之間存在失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存在失衡,不同國家之間也存在失衡,而且這些失衡越來越嚴重,近年來情況并沒有好轉。所以,對整個世界來說,真正的大挑戰是如何更好地平衡一切。
讓我欣喜的是,在上海,我看到中國過去十多年發生的變化,中國總是在想,我們是否接近平衡,并很努力地進行改變。中國人沒有停止思考這個問題,并不斷嘗試。
上觀新聞:您所說的“balance”讓我想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平衡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和諧、平衡的論述十分廣泛,涉及的范圍有個人自身的平衡調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等。
瑪麗·哈德:中國傳統文化所提倡的和諧、平衡就是這個意思。當今中國所堅持的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理念也是平衡很好的體現。這種平衡的思想是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
上觀新聞:如何才能達到這種和諧、平衡的狀態呢?
瑪麗·哈德:為了達到這種和諧、平衡的發展狀態,深入調研各方的需求是關鍵。調研的過程不是簡單分發問卷,更需要通過正確的方式仔細探查和詢問什么是人們最關心的事、最喜歡的生活方式。
我的團隊正在研發適合中國本土的調研方法,為有不同生活偏好的群體“畫像”。當我們更加了解居民的生活偏好之后,就可以制定相應指標,向政府提供城市治理方面的政策建議,只要清楚行為背后的驅動力,我們的研究就大有可為。科學家應該基于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來開展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發展帶來實質性的改變。
上觀新聞:按照您所說,在科技的發展中,也存在技術和人類的失衡,對此您怎么看?
瑪麗·哈德:這是我很擔心的一個領域,因為它到目前為止沒有做到足夠的平衡。很多人認為技術或人工智能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實際上,作為一個科學家,我們需要一門新科學來理解什么對人們來說是重要的。技術是可取的,但是你更要知道的是人們需要什么,而不是試圖以任何理由使用這項技術。
就拿垃圾分類來說,現代科技確實可以參與垃圾分類,比如你可以建設智能垃圾分揀站,通過紅外感應、機械手等設備實現廚余垃圾整包投放、免手動破袋等功能;可以搭建垃圾分類全程信息化監督平臺,實現生活垃圾全程追蹤溯源、垃圾品質在線識別;可以引入垃圾分類聲光報警系統,工作人員可通過攝像頭和對講機遠程指導居民進行垃圾分類……我們可以利用技術來解決這些問題。
但分類總是取決于人們的行為,我不認為科技會有太多的幫助,也不要過度依賴科技而忽略了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我覺得上海是個花園」
上觀新聞:未來,如何才能持續推進上海在垃圾分類方面的這種成功?
瑪麗·哈德:如果你不去維持,成功當然可能會消失。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確保上海居民了解,他們所做的垃圾分類有多重要。很多人可能有時會覺得有點煩,就像有人說我今天不想打掃房間了。但這完全不同,你所做的是垃圾分類,這對環境非常重要,不能懈怠,這是為了你的兒女、子孫和未來。這絕不是2019年、2020年或2023年的年度任務,我們要形成習慣,這是未來你的孩子們每天仍會繼續做的。正是你所做的開啟了未來,你必須繼續下去。
我們在調研的過程中,確實也聽到過抱怨的聲音,比如設置定時定點扔垃圾的規定。很多上班族經常加班,這一群體會錯過丟垃圾的時間;有些居住在沒有電梯樓棟里的老年人,他們出門需要走下多層樓梯,是不是能夠下樓外出購物時順便丟垃圾?這就需要社區居委會進行協調,考慮特殊群體,盡量保證每個人的需求都能被照顧到。我想,隨著時間的推移,居民會逐漸將垃圾分類當作生活的一部分,成為習慣。那時,可能就不需要定時定點扔垃圾的規定了。
其次,我想說,這座城市的居民可能并不清楚,上海在垃圾分類這件“小事”上做得有多好。希望居民抱有一點耐心,生活在這樣一座城市值得自豪。
上觀新聞:在上海生活這么多年,您如今對上海有怎樣的感覺?
瑪麗·哈德:我經常認為城市是一臺機器,有交通系統,它在運轉;有金融系統,它在運轉;有管理系統,它在運轉。但上海給我的感覺是,它不是機器,而是花園,有很多園丁在檢查它是否漂亮,哪里還需要一些樹可以給你遮陰,它會給人很幸福的感覺。通常我不喜歡大城市,對任何大城市都不感興趣,上海卻讓我覺得很舒服。
現在,我每年有9個月會待在中國,只會在假期時回倫敦探親,我目前的打算是在上海待到退休。就個人而言,我實現了自己為人類發展作貢獻的初心,在上海深耕可持續發展研究,也令我與這座城市的精神產生了共鳴。
上觀新聞:您對上海的將來有什么期待?
瑪麗·哈德:我覺得上海的未來是非常光明的,因為它一直在學習。有時我會覺得上海對自己太嚴格了,總想做到100%,但其實已經做得很好了。
中國有個成語叫作“筑巢引鳳”,我覺得上海一直在“筑巢”,所以能夠吸引“鳳凰”來棲息是自然而然的。
我還想對上海居民說,一座城市能夠在實踐中學習和反思,并持續學習;你也可以成為一個參與者,參與到這座城市的學習進程中,因為這里蘊藏著未來。(實習生楊婭萌對本文亦有貢獻)
(題圖來自新華社)
欄目主編:龔丹韻
本文作者: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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