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61年，中國人口再次出現自然負增長，與此同時，2022年出生人口已經跌破1000萬。其中，一組數據值得關注。2022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為62%，比2021年又降低0.5個百分點，總規模減少了66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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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披露后，引發了“一邊是年輕勞動力越來越少，另一邊35歲以上高經驗值、高技術性的老員工再就業困難”的討論。

為何會產生這種矛盾？又該如何破解？

“35歲找工作嫌你老”

“我今年32歲，再過兩三年就35歲，如果勞動合同不續了，或者給我裁了，我可能要啃老很長一段時間。”一位職場人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他本來計劃今年結婚和“背房貸”，現在只能往后推推了。

“我是不可能生孩子的，因為沒有太多的安全感，活著就已經耗盡全部力氣，很多重要的東西當下都是奢侈品。我對這個社會最大的貢獻和責任心，就是照顧好自己的人生，不添亂。”一位已婚未孕的女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在采訪中，部分年輕人表示，一些單位的“35歲就業門檻”，的確會帶來婚嫁、生育焦慮，這種焦慮主要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擔心35歲之后失業或離職，再就業存在困難，自身的生活都可能無法負擔。

盡管這個話題經常被討論，但目前查詢企（事）業單位的招聘條件，明確要求“年齡35歲以下”的，依然不鮮見。

在受到職場“35歲危機”困擾的群體中，程序員是頗受關注且具有代表性的職業門類。一位IT行業從業者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國內的氛圍整體30+再找工作，都面臨一些困難，“尤其我們這個行業技術迭代速度快，強度也比較大，可能更加青睞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他表示，國外的一些國家相對更加注重經驗，珍惜技術人才。

為何企業對經驗與技術的重視依然不足

在一個行業中，合理的從業人員年齡結構，應該是既有精力旺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又有體力雖然有所下降但經驗豐富的年長者。為何企業往往偏愛年輕人？

“歐洲的一些發達國家，他們進入人口負增長時已進入集約型增長階段，我們的狀態是依靠規模人口的需求來推動上游產業的發展。”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吳一平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吳一平指出，創新與競爭正相關，相對公平競爭的機會，才能激勵更多的創新，帶動產業從低層級向更高層級變遷。而當產業升級到一定層次后，對經驗與技術才會更加重視。目前，國內的企業、社會，“為人力升級買單”這一點可能還沒有達成共識。

“產業政策要避免僅僅通過國有企業來實施，如果這樣做的話，就和市場的競爭中性或所有制中性的原則相違背。應該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實施公平競爭的產業政策。這個過程中，要有對有能力的民營企業同等的創新激勵。”近日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

如何緩解職場中的“35歲現象”

如何緩解職場中的“35歲現象”對于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創造力與年紀并非線性關系，中年人的創造力與年輕人的性質并不相同，現實中也存在不少中年階段更具有創造力的案例。因此，從社會層面需要破除年輕人更具有創造力的偏見，進而為各年齡段的優秀人才進入職業生涯的創新高峰創造均等機會。”吳一平表示。

他指出，為了避免“35歲危機”，社會—企（事）業單位—個人應在終身學習這件事上進行協同。“每個人都應持有終身學習的態度，社會與企（事）業單位為個人學習提供服務保障。”

中國人口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史毅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在人事的引進或招聘條例上，能夠率先調整，是能夠起到帶動示范效應的，同時市場也能更早、更靈活地解決這一系列問題。

“從全球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人口出生率隨著經濟發展逐漸下降，這是難以避免的問題。中國一個特殊的地方是人口年齡結構出現了一個斷層。”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金融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鐘輝勇對澎湃新聞表示，當前存在的就業難和就業歧視問題，這主要是一個短期問題，和經濟當前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有關。

他指出，對于就業歧視的問題，比如普遍存在的“35歲現象”，從企業角度，不同工作崗位對勞動者年齡的偏好的確存在，“但年齡不應該成為一種明確的限制條件，可以考慮在法律上進行明確禁止。”

吳一平也指出，我們處于一個變革的時代，在個人熟悉的賽道上持續走下去可能會面臨各種瓶頸制約，“35歲現象”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類。與此同時，個人需要順勢而為，根據發展需要而進行事業轉型，避免在單一賽道上出現年齡危機。

“35歲就業門檻，是多年延續下來的人事管理條例的規定和要求，但并不會一成不變。對企業來說，未來可能隨著勞動力供給的減少，企業自身也會自發靈活地處理這樣的問題。”史毅表示。

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型更加迫切

從根源去緩解“35歲危機”，需要我國的產業進一步升級，需要營造更加具有創新動力的環境。同時，從應對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力市場沖擊的角度，盡快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型也更加迫切。

這其中，公平的競爭機會，尤為重要。

陸銘指出，產業政策需要強調市場競爭，不能由行政力量在實施產業政策時直接去挑選享受政策的對象，否則就有可能導致不公平的競爭，甚至有可能導致資源的浪費，事后的效果并不好。應該有更加寬泛的市場競爭策略，允許有資質的企業參與到行業的競爭中來，根據事后的研發效果、產品的性能來給予相應的鼓勵。

“對于就業難的問題，關鍵還是需要推進經濟的增長，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發展，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在產業結構上，相對于制造業，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更強，也需要對服務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鐘輝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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