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鄭青亭北京報道“美國與中國在經濟、貿易、投資、人力資本、技術方面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但美國政府正在采取許多措施來減少雙方之間的聯系。我認為，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很少考慮到美國的成本……不僅如此，一些被宣傳的能給美國帶來的收益并沒有實現。”

3月25日，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對外關系理事會成員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Lardy)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論壇間隙接受了記者的獨家專訪。他在發表詳細論述上述觀點后表示，中美緊張的貿易關系近期難以轉圜。“如果你只是忽略這些成本或者認為它們不值一提，你就沒有改變政策的動力。”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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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迪主要從事國際經濟政策和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并為美國政府和國際經濟組織提供政策咨詢。他是美國為數不多的中國經濟專家之一。

當天，在一場聚焦全球價值鏈調整的分論壇上，他駁斥了有關“中國的作用會越來越被排擠”的說法。他說，中國的貿易依然在非常快速地發展，即使在2022年受到新冠疫情沖擊的影響，中國貿易量在全球的占比仍在增加。

“如果全球價值鏈的重構真的已經發生，中國的貿易量按理來說應該是要減少的，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但我們看到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量仍然巨大，其中很多是中間品和半成品。”拉迪指出，在美國進行生產的企業無論是服務國內市場還是以出口為主，都依賴中國生產的一系列中間品的供應。

他還在分論壇上駁斥了有關“外資企業撤出中國”的說法。他引用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表示，自2018年美中貿易摩擦至今，中國吸引的外資是增加的，特別是在三年疫情期間。雖然外資企業的CEO在疫情期間無法來到中國，可能也停止了一些商業決策或退出了投資計劃，但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在2022年達到了約1900億美元。“因此，在全球價值鏈的再平衡過程中，中國依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他說。

談及近期引起全球關注的硅谷銀行事件，拉迪在接受記者的獨家采訪中表示，這起事件不會對中國金融業造成直接沖擊，但中國銀行業應該從中吸取足夠的教訓，對地方中小銀行加強監管。他認為，中國近期宣布的金融監管新架構部分也是為了做到這一點而設計的。

除了上述分論壇，他還在當天參加一場近三個小時的中外學者閉門圓桌會，主題為“變局下的全球安全與合作”。美國對華掀起貿易戰忽略了成本

《21世紀》：你愿意告訴我們在論壇的閉門環節表達的主要觀點嗎？

拉迪：我表達的主要觀點是，美國與中國在經濟、貿易、投資、人力資本、技術方面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但美國政府正在采取許多措施來減少我們之間的聯系。我認為，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很少考慮到美國的成本。他們只是想讓中國承擔一些成本，而沒有非常充分地考慮美國消費者、企業和各種機構承受的成本。這會造成一個非常糟糕的態勢，使合作變得非常困難。如果你不承認成本，怎么會有動力采取更合作的政策？不僅如此，一些被宣傳的能給美國帶來的收益并沒有實現。前總統特朗普表示，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征收關稅會迫使中國公司通過降價來維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但大量的研究表明，關稅的成本正在由美國公司和美國家庭承擔。因此，收益沒有實現，而成本相對較高。

我們可能會在半導體行業看到同樣的情況。美國政府希望大力推動半導體制造能力在本土的發展，為此進行了大量投入。但目前還不清楚這將有怎樣的效果，因為大多數人都認識到，即使你對生產能力進行補貼，美國半導體生產的成本仍將是亞洲的兩倍或三倍，誰會愿意購買這些美國制造的半導體產品？汽車企業，還是電子企業？實際上，美國是一個半導體進口大國。我們將為半導體制造能力的建設花費大量的資金，但我們并沒有充分考慮誰會是我們的買家。我們的半導體產量目前在全球只占12%的份額，在所有新的晶圓廠都完工之后——可能會也可能不會——美國的份額也不會上升太多，可能達到15%或17%。

因此，當前選擇的解決方案是，我們可以對進口產品征收關稅，這就會迫使半導體公司在國內采購，他們會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因此，即便我們可以提高半導體制造能力，代價也會非常高，因為不僅需要對制造設施的建造進行補貼，而且消費者也將被迫支付更高的價格。所以，我不確定美國在啟動這項空前龐大的產業政策時是否進行了充分的考量。

《21世紀》：你認為有希望在近期看到中美關系走出僵局嗎？

拉迪：我認為，貿易摩擦要有停止的希望，就必須更多地認識到這些政策給美國帶來的成本。如果你只是忽略這些成本或者認為它們不值一提，你就沒有改變政策的動力。你只會采取越來越多的政策來凍結中國的技術水平，試圖減緩中國的經濟增長。硅谷銀行事件的教訓

《21世紀》：硅谷銀行引發的美國銀行業危機在中國引發了經濟學界和金融界的廣泛討論。中國銀行業可以從中吸取哪些教訓？

拉迪：我認為，中國的問題和美國的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中國已宣布重組其金融監管體系，以加強地方層面的監管。中國有太多隸屬于地方的小銀行，這些銀行可能面臨放貸過度、資本充足率下降的問題。監管機構對這些小銀行的風險監管至關重要。這就是我們在硅谷銀行上遇到的問題。硅谷銀行規模很小，受到的監管較少、強度不夠。硅谷銀行的行長是舊金山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董事會成員，而舊金山聯邦儲備委員會又是監管機構。同中國的問題一樣，地方金融局和下級辦公室應該執行法規，但他們卻處于一個矛盾的位置，也想通過增加對地方的信貸投放來拉動地方經濟增長。因此，實際上，雙方都面臨類似的問題——地方的監管不夠有力，以及監管機構存在利益沖突。所以，我認為，美國可以向中國學習，中國也可以向美國學習，經驗和教訓都有些相似。

美國這幾家小銀行的系統性并不大，它們只是有一些造成危機的特性。但我認為，中國從中可以吸取的教訓仍然是需要在小銀行層面加強監管。我認為，中國不久前宣布的金融監管新架構部分是為了做到這一點而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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