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漢書》概說”系列共七篇，此為第二篇。

說完書名再來談《漢書》的篇幅。

我在前面說《漢書》的篇幅是一百篇，乃是本自班固自己的說法，這也就是前面引述過的“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那句話。按理說，這話講得清清楚楚，不用再做什么解釋了吧？其實事情比這復雜得多，一下子，我也說不清楚。說這問題復雜，是復雜在我們現在看到的《漢書》是分為一百二十卷，而不是一百卷。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這里面首先涉及的是“篇”和“卷”的關系。

一般來說，在紙本書籍通行之前，世間的書籍，都是“書之竹帛”（《墨子·貴義》）。書于竹簡者，編連成冊，名之曰“篇”，而寫在帛上的，卷成一捆，便稱之為“卷”。古時帛貴簡賤，故簡書多而帛書少，結果就造成了古書稱篇者眾而稱卷者寡的局面。這樣，源自簡書的稱謂方式——“篇”就成了通行的用法，甚至東漢人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干脆直接闡釋說：“篇，書也。”

不過李零先生對“篇”和“卷”的解釋與敝人有所不同，他認為：

古人所說的“卷”和“篇”概念不完全一樣。“篇”是按內容起訖自為長短，而“卷”則是竹簡編聯成冊的一種長度規格。古人著書，可以一篇一卷（長篇還可再分上下），也可以數篇合抄，本無所謂長短。但（劉）向、歆校書，這個問題就比較突出，長則一書數卷，短則數書一卷，卷與卷的分量比較接近，才便于上架庋藏。“批量化”導致“規格化”。（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

這樣的說法，當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似乎也還可以對它的發生次序稍加追究，從而琢磨一下拙說或許也有一定道理。

竊以為單純就簡書而言，因古人著述初僅單篇別行（參閱余嘉錫《古書通例》），每一種著述寫錄于一個簡冊，此即“一篇”。不然，何以古人會用“篇”字來表示這種內容自為起訖的著作單元？我想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我們研究歷史先從淺近的地方入手，往往會更容易觸及史事的本質。

不過這一篇篇著述在流傳的過程中，寫者錄者就不一定將其單獨寫錄于一個簡冊之上，而是很可能會與其他著述同抄在一個簡冊之中。如果把這種著述仍然單寫在一個簡冊上，這就是李零先生所說“一篇一卷”的情況；但若是將某一著述與其他著述同抄在一個簡冊之內，這就出現了李零先生所說“數篇合抄”的情況。

但這兩種情況，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都不妨礙古書最初的“一篇”，既是內容起訖自為一體的一個文本單元，也是一個在外在形態上單獨存在的簡束。

像這種把某一著述與其他著述同抄在一個簡冊之上的情況，其實后世歷朝歷代直至今天仍然都很普遍，只不過更確切地說不是抄在同一簡冊上，可能是同一紙卷，同一紙本，甚至轉錄到同一個Word文件上。因而不宜用出土竹書所見兩篇以上著述書寫在同一簡冊之上的情況來判斷“篇”字的本義。

眾所周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基本上就是迻錄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編著的《七略》，而我們在《漢書·藝文志》中看到的情況是：《藝文志》中的《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諸“略”的書籍，除了個別一小部分（如《詩》類）之外，大多著錄的都是篇數，而《數術》、《方技》兩略中除《山海經》一書之外，均著錄的是卷數，這體現的就應當是敝人所說簡書分“篇”、帛書作“卷”的情況。事實上，李零先生在講述《漢書·藝文志》所體現的早期書籍的外在形式時，也說其“凡稱篇者，都是竹書；凡稱卷者，都是帛書或帛圖”（李零《蘭臺萬卷》）。

至于李零先生謂劉向、歆父子以至班固為便于上架庋藏而造成的“規格化”問題，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有，但這并不妨礙古人以一個簡冊為“一篇”的稱謂形式。所以，對與此相關的其他問題，我想還是按照自己的看法去解析。

班固撰著《漢書》的時候，蔡倫還沒有發明他的造紙方法（《后漢書》之《班固傳》、《宦者列傳》）。當時雖然已經有紙，但作為書寫材料，質量很差，并不好用。世上即使有人用紙寫字兒，也是相當稀少的。所以，他應該是把《漢書》的文稿寫在了簡冊之上。班固說這部書“凡百篇”，就是基于這一現實。按照我在上面講述的道理，這等于說總共寫在了一百個簡冊的上面。

我們大家只要看過班固寫在《漢書》最后一篇的《敘傳》的內容——也就是他對《漢書》諸篇撰著旨意的說明，都能夠很容易地理解，其每一篇都是一個內容自為起訖的單元。然而我們只要略一翻檢《漢書》即可清楚知悉，諸篇之間篇幅長短的差距是很大的；也就是說，這些簡冊收攏起來之后，有的較細，有的卻很粗很粗。

簡冊的篇幅，短些固然無妨閱覽，但太大了，不僅握持不便，更重要的是卷攏起來以后，簡束太粗，要想從篇首翻檢到篇末，或是隨處查閱，耗時費事兒，很不方便。在簡書或帛書階段，由于簡、帛的質地相對還比較耐受摩擦，所以，即使篇幅稍巨，人們也還都能夠勉強對付著看。可當蔡倫大幅度改良造紙技術，紙卷逐漸取代簡帛書籍之后，因紙張遠不如簡帛更耐摩擦，人們就開始把那些篇幅較巨的簡帛書籍一分為二。這樣，既減低了因反復翻檢給書卷造成的損害，也更便舒卷展閱。

譬如《孟子》，《漢書·藝文志》著錄其書十一篇，然而這一篇數實乃兼該“中外”而言，即東漢人應劭所說“作書中外十一篇”者（應劭《風俗通義·窮通》），后世學者頗以為此“中外”之別，即古書“內篇”、“外篇”性質之異（如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七《孟子外篇》條），然而清人周廣業以為“天子所藏書皆謂之中，學官及民間所有皆謂之外。蓋自孝武開獻書之策，立寫書之官，凡諸子傳說皆充秘府，《七略》所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是也。劉向校《晏子》，稱‘有中書、太史書、臣向書〔向所有者〕、參書〔長社尉杜參，向與同校中秘書〕凡中外三十篇，定為內篇六，外篇二’，例正如此。《孟子》在武帝時，七篇早入大內，故曰‘中’，亦言‘內’，猶今稱中秘書為內府書也。其上太史及學官所肄、子長所見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本，增多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謂之‘外’。中書多古文善本，外書容有增竄，是以趙（岐）、劉（熙）作注，俱以中書為定也”（清周廣業《孟子四考》卷一《逸文考》）。所謂“子長所見本”即《史記·孟子列傳》所記“作《孟子》七篇”者，而東漢人趙岐給《孟子》作注，明言僅其中“內篇”七篇系孟子所作，其余“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因為完全不靠譜，所以趙岐一揮手，就通通把這些垃圾割下來扔掉了（最近在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墓發現的《齊論·知道》就是同等貨色），剩下的還是司馬遷見到的那種七卷《孟子》原本（趙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題辭》）。

《師顧堂叢書》影印宋蜀刻本趙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題辭》

有意思的是，趙岐生活的時代，已是在蔡倫新紙問世之后，盡管紙卷書籍還遠沒有達到普遍流行的程度，但趙氏所注《孟子》卻很先鋒地采用紙張作了書寫的載體。書寫載體的改變，再加上注解文字的添入令其篇幅又增長很多，這些情況，促使趙岐決定將其各篇“分為上下”，這樣一來，《孟子》全書就成了二七相乘“凡一十四卷”（趙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題辭》），《孟子》傳世文本的卷次即由此而來。

紙張的性狀同帛片相近，故紙寫的書籍就借用稱謂帛書的“卷”字來體現其外在形式的整體形態，當然這個“卷”字也可以用作計數的單位。

由《孟子》篇卷數目的演變，來看《漢書》的情況，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其卷次增衍的緣由了。

《漢書》從一百篇到一百二十卷，中間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就是出現過一種一百一十五卷本，曾經通行一時——《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就是這種版本。同樣的版本，也見于晚唐時期日本學人編著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與《孟子》基本相同的情況——都是由簡書的“篇”改成了紙質書籍的“卷”，也都在原文的基礎上新增了注解的內容。顯而易見，這些新增的卷次，都應該是基于同樣的原因從班固百篇原本中析分出來的。事實上我們只要看一看今本《漢書》中那些分作上、下兩卷或上、中、下三卷以至更多卷次的篇目，就會很容易地理解這一情況。

談到這里，需要把話岔開一點兒，講講古書裝幀史上的一個重要器物——書帙。書帙是裹在書卷外面的包裝物，亦可稱之為“書衣”（《說文解字》）。

書帙究竟產生于何時，在傳世文獻里并沒有清楚記載，出土的古代遺物中也沒有見到確切的實物。李零先生推測有簡書、帛書就有書帙，“或一帙一卷，或一帙數卷”（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這話講得有些含混，我理解，李零先生所說的“卷”，應當包括有簡書的“篇”和帛書的“卷”。另外，過去馬衡先生在《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一文中也曾對書帙制度做過比較系統的論說，但所說也不夠清晰。

從傳世文獻的記載這一角度觀察，我更傾向書帙的行用是與紙卷書籍的普遍通行同步并行的。

雖然蔡倫試制成功新的造紙方法之后，在書寫材料中紙張所占的比例就開始逐漸增多，但直至三國時期，竹木簡牘還是占有較大比重。關于這一點，湖南長沙發現的那一大批三國吳簡就是很好的證明。

進入西晉時期以后，紙張才取代簡帛而成為最主要、最普遍的書寫材料，故所謂“洛陽紙貴”的說法（《晉書·文苑傳·左思》），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不過直至南朝劉宋時期，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竹簡上書寫文字的情況，如元陸友仁《吳中舊事》載“（北宋仁宗）至和中，樂安公守姑蘇日，虎丘崖下水涌出竹簡數十小片，皆朱書，有‘孝建’年號，蓋宋武時紀年也。蔣穎叔自記于手稿，其孫世昌錄收之”，就顯示在一定范圍內或特定情況下還會使用簡書）。由于從總體上說，可以說紙卷已經全面取代了簡束，諸多紙卷同納于一帙的卷帙制度也才隨之出現（別詳拙文《“帝紀”怎么成了第一》，收入拙著《正史版本談》）。

那么，為什么會伴隨著紙質書、也就是紙卷書的通行而出現書帙呢？我想這是因為不管是簡書還是帛書，它們都要比紙卷更耐磨損，因而外裹書衣的必要性并沒有那么大。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著述，在分篇設卷時，雖然也要大體有個共同遵行的幅度，即李零先生所說“恐怕只能以握持之便定其大概，實際上也不是固定的”（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但這只是個大致的幅度，由于彼此之間各自獨立，相互協調以均等書卷的迫切性還沒有那么突出。

這種新型卷帙制度在其成熟時期最為普遍的常規形態，是在每一個書帙里盛放十卷書籍，而兩種著述則不混放在同一書帙之內，又不足十卷的書籍和十卷以上書籍后面的零頭，都單獨裝入一個書帙（別詳拙文《由梁元帝著述書目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四部分類體系》，收入拙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

這樣一來，一帙之內諸卷之間的粗細均衡、也就是諸卷篇幅的長短相互取齊，自然也就有了更大的必要性。這樣的裝幀形式，從另一個側面，也增大了拆分長篇的必要性。

在后面的論說中，我將會和大家詳細講述，《漢書》之附入注文，是從東晉時期開始的，而《隋書·經籍志》著錄這種一百一十五卷本乃“（漢）太山太守應劭集解”者，這并不準確。

下面我們來看看班固百篇《漢書》被拆分的具體情況。同班固自己在《漢書·敘傳》里講述的情況相比，今本《漢書》當中，被后人分作兩篇的有《高帝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律歷志》《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西域傳》《外戚傳》和《敘傳》十四篇，也就是說由十四篇變成了二十八卷；分作三篇的有《王莽傳》一篇，也就是由一篇變成了三卷；分作五篇的有《五行志》一篇，也就是由一篇變成了五卷。合之，新的卷數一百二十卷較原來百篇的篇數，共增多其數二十。對比今本《漢書》，顯而易見，我們現在看到的文本，是在一百五十卷本的基礎上，重又析分出五卷。

在論述今本《漢書》的卷次問題時，首先需要清楚，著錄一百一十五卷本《漢書》的《隋書·經籍志》，是唐代初年依據隋人宮廷藏書目錄增刪而成（《隋書·經籍志》）。

另一方面，在傳世《漢書》文本中，相對來說，時間較早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謂景佑本《漢書》。在所謂景佑本《漢書》的署名形式中，我們看到，其每一卷開頭俱署云“秘書監上護軍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檢宋慶元本等古本《漢書》卷首的顏氏《新注漢書敘例》（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講其改題為《漢書敘例》，頗謬，別詳拙文《顏師古注的〈漢書〉叫什么名》，收入拙著《正式版本談》），可見顏師古署云“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這一著述時間中的“重光”二字，是以所謂“歲陽”來稱謂值“辛”之年；“大呂”和“涂月”指的都是十二月。檢《舊唐書》本傳，顏師古拜秘書少監，時在貞觀七年，而在貞觀十一年，他由瑯邪縣男進爵為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繼此之后，至貞觀十五年為辛丑年，故顏師古的《漢書》注本當撰成于貞觀十五年十二月。

這意味著顏師古在注釋《漢書》時所依據的底本，應該就是這種分作一百一十五卷的紙卷文本。

那么，為什么又會由一百一十五卷本增衍成為一百二十卷本了呢？這很簡單，幾乎所有比較重要的歷史變革，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有一個調整的過程，才能達到最合理的狀態；或者說是進入被更多的人所樂于接受的狀態。只是除了這一原因之外，十卷為一帙的裝幀制度，對這次重又析出的書卷數目，應當也有一定的影響——由一百一十五卷增為一百二十卷之后，正好裝滿十二個書帙。這樣存放，會更整齊。

《漢書》這第二次拆分，就是出自顏師古之手，他本人也在書中注明了所拆分的具體卷目——即卷五七《司馬相如傳》、卷六四《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卷八七《揚雄傳》、卷九六《西域傳》和卷一〇〇《敘傳》，這五卷書，都是一分為二。毋庸贅言，在前面舉述的那些新增篇目中剔除這五卷書之后，剩下來的那一十五卷書，就是初次拆分《漢書》時多分出來的書卷。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