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作為刻畫時代與社會面孔的工具，能夠拉近看照片者與照片中人的距離，其深刻性不亞于文字。同時，隨著時間變化，照片的語境會發生變化，呈現出新的解讀。

攝影師劉香成的大型回顧展“劉香成 鏡頭 · 時代 · 人” 于6月9日起在浦東美術館正式開幕。透過那些已成為歷史的圖片，人們試圖洞察幾億人曾經的生活方式。那些關于時代與城市公共生活的記憶，如浪花一般，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

攝影師用鏡頭記錄了怎樣的社會變遷？如何理解攝影與公共生活的關系？在社交媒體時代，影像能否繼續承擔記錄時代故事的功能？

(資料圖)

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對話劉香成，從半世紀以前的中國城市生活回憶談起，以公共生活作為關鍵詞，談談影像中的都市。——本期嘉賓

劉香成，紀實攝影大師，曾擔任美國《Times》周刊及美聯社首席駐華攝影記者——本期主持

郝漢，澎湃新聞記者

李麑，澎湃新聞記者

——收聽時間線

01:35三十年前的中國，宏大理念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09:22回中國前，我意識到中國可能出現的轉型會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故事

13:48人們的面孔與我童年看到的不一樣了，肩膀、表情開始變得放松

24:08鏡頭作為一種報道工具，在表現畫面的深刻性方面不亞于文字

31:18隨著時間變化，照片的語境會發生變化

44:40中國雙城記：北京是中外精英的聚合點，上海更具商業氣息

1980年 北海公園的模特 劉香成 攝，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節目內容精選

——中國城市生活的重新萌芽

如此城市：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您拍攝了很多聚焦城市生活的照片，那個時代城市生活的“萌芽”，讓今天的年輕人特別觸動。

劉香成：某種程度上，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過去幾十年來，農村到城市的發展是一個自然過程。這次展覽呈現了很多農村的畫面，比如四川的峨眉山、湖南的農田、內蒙古的草原等等。我們觀察一個社會，要用一種切片的方式關注社會的每一方面。

五十年代中期，我從香港回到國內生活學習，我發現，比如在中國農村，一些人在吃飯、干活，他們身后會出現一些標語。全世界很少有國家像中國一樣，宏大的政治理念與人們的社會生活能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在七十年代末，我非常強烈地想回到中國。

1969年后期，著名音樂節伍德斯托克（Woodstock）興起,它源于美國年輕人反對越南戰爭，渴望一個與世無爭、和平、平等的世界。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基辛格、尼克松訪華，也稱“破冰之旅”。尼克松曾說那是“改變了世界的一周”。

世界對于中國的興趣，又與我個人的志趣重疊。我父親是一名新聞編輯，童年時，我會在父親的指導下將國外新聞翻譯為漢語。

當全世界對中國的興趣與我對新聞的興趣重合時，我預感，中國可能出現的轉型會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故事。作為一名華人新聞工作者，這個故事既有熟悉的一面，也有盼望的一面。

所以在七十年代末，當時任《時代》集團總裁凱爾索·蘇頓（Kelso Sutton）問我“年輕人你想做什么”時，我簡單直接地回答，我想去中國。

1967年的秋天，因為簽證問題，我滯留在廣州。我注意到在珠江邊打太極的人，通過研究他們的肢體語言，我發現人們的肩膀、表情開始變得放松。

1976年 廣州 當地居民于珠江岸邊打太極拳 劉香成 攝

——影像，還能講故事嗎

如此城市：當我們談到城市，我們會談公共性的生活。除了捕捉歷史決定性的瞬間，劉老師對于人群與公共生活的關注同樣是一以貫之的。在您關于中國的攝影作品里，我們看到許多雕像、廣場、街巷、人群，比如在很大的廣場上，人們在讀書，還有一些男女在談戀愛，這些場景都能引發不同年代的人的集體記憶。您是如何觀察并記錄中國城市的公共生活的？

劉香成：我始終覺得，一個社會可以將鏡頭作為報道工具，而不僅是文字，鏡頭的表現確確實實不亞于文字，或許文字更具深刻性。

1981年 月壇公園里的情侶 劉香成 攝

如此城市：您在中國的公共空間拍下那些動人瞬間時，被拍攝者曾表達過警惕或排斥嗎？

劉香成：一方面是我拍的人本身的反應，另一方面是社會，即旁觀者對這件事情的反應。記得早年，我去拍上海人早上喝豆漿、吃油條，可能有一些人覺得我拍的是“陰暗面”，從當時一些人的理念看，如果拍人們在國際飯店吃飯，或許才是一個很“得體”的事情。當然，隨著社會發展，這種排斥的情緒逐漸消失了。

如此城市：在您剛開始做攝影師的時代，攝影設備、攝影器材還沒有走向大眾化，但今天手機攝影設備與傳播技術，讓人人都可以拍照記錄。當今有一個現象是，網紅化的打卡照片往往是千篇一律的，這是一個越來越“自戀”的時代。相比二三十年前，人們對于一張照片在形式與審美上具有絕對追求，紀實攝影還保留著在形式以及解讀意義上的“審美”，您認為今天人人都能通過自己的設備記錄他所看到的時代嗎？

劉香成：人類現在拍攝了數不盡的圖片，一張經典畫面的產生方式相較過去發生了改變，但好的攝影（的定義）改變得并不多。在過去，一幅好的作品通過無數次的出版，變成了人類的共同記憶，但如今這方面的功能慢慢轉移給了博物館和畫廊。

如今，圖片消費者通常在手機或筆記本上瀏覽圖片，所以圖片越來越小，數量越來越多，畫面從某種意義上被“平均化”了。人們的休閑方式與過去相比發生了改變，人們并不會在意旅游途中拍攝的圖片是否具備形式美。但人們可以在看展覽時欣賞到那些經典的圖片。葡萄酒生產得越來越多，但好酒越來越珍貴，酒的生產數量與好酒的數量并不是成正比的。當今我們拍攝的照片變得越來越多，但我們對時代的共同記憶卻更加依賴美術館。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里提到，隨著時間變化，照片的語境會發生變化。同一幅作品，在幾十年后，閱讀者對這張圖片的理解會隨著時間改變。

——中國的雙城記

如此城市：前兩年您編著了一本書，叫《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記錄了從九十年代至今上海的變化。最早您曾定居北京，大約8年前您搬到了上海。北京和上海都是世界性的大都市，其世界性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里，各自有了新的變化。您如何來定義這兩座城市迥異的“世界性”？

《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 劉香成 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1.11

劉香成：北京是一個皇城，有一個特別的名詞叫“皇城根”，這一表述在中國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北京的文化很特殊，比如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漢人只能住在前門外面，不能進城。

七十年代末，我到北京的時候覺得，我不要出皇城，出了二環是不可想象的，這就不是北京了。因為所有的直屬機關都在北京，全國的重點學校也在北京，很多重點學校畢業的人，他們帶著自己的智慧留在北京，北京是一個中外精英的聚合點，在北京，你和人們聊天，會發現他們的知識結構特別開闊，你能從他們的對話中學到很多知識。

1980年 北京 建國飯店總經理陳宣遠 劉香成 攝

我對上海的印象是不一樣的。1978年，我到外灘與一位蘇格蘭人銀行家交談，他說，我在這里待了很長時間，哪怕在動蕩年代，中國人付款還是很準時。

上海商業的根是很深的，上海人在商言商的氣氛更重，這方面是北京不能相比的。上海人比較細致，他們在談合同時，會十分注重合同的細節。這與上海的歷史有關系，因為上海人對合同契約的理解比較深，已經“進入了上海人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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